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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林榮:法治中國,文學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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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作家網
    作者:
    發布時間:2017-07-31
     

     

    隆冬時節,和師力斌兄在京郊一處電影基地開會偶遇,聽他談起呼吁重視“法治小說”的話題,頗有共鳴。隨后細讀了他寫的《法治小說為什么這樣少?》一文,也很同意他的看法。我覺得力斌提出的,不只是一個提倡“法治小說”創作的話題,更是一個從現實和觀念中的法治去重新審視和發現小說創作的藝術可能和社會意義的話題。也正因此,對這個話題,若僅做單純面向創作的討論,可能很難把事情說深說透。

    如力斌所見,自1990年代中后期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被明確為治國基本方略,并列入憲法總綱,至今已近二十年。這二十來年間,法治的因素和力量在國家施政機制和社會生活各層面,持續擴展,幾乎實現了對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全覆蓋和全貫穿。

    伴隨大量的立法和執法體系的加速完善,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社會成員也都逐漸習慣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面對和處理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的涉及法律的事務。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在分析、規劃社會現狀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把堅持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和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提升到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大任務的高度。

    但在文學創作中,無論是表露在外的題材還是蘊含在內的主題,對于法治的表現相形之下都還不夠充分、不夠有力。

    對此,既可以歸咎于寫作者把握題材和提煉主題方面的偏頗或者遲鈍,也可以反過來,歸咎于現實中的法治因素和法治力量大多時候還沒能敞亮到足以讓文學寫作去捕捉和表現的程度。而對時下法治題材的文學創作過于薄弱的判斷,或許也只是在折射著我們下意識里的一種想當然的理想主義信念:總以為充盈于社會觀念和文化符號層面的法治,必定會徑直無誤地沉降到社會現實的土壤中,顯現為客觀存在。

    殊不知即使是有公權力體制作堅強依托的法治,要從社會意識形態層面貫徹到社會現實層面,也無法逾越曲折重重的中間耗散環節。甚至正因為與公權力體制的緊密綁定,法治思想向法治實踐的轉化,往往要比別的思想形態更加艱難。

    如循此意義作一相對低調的觀察,應該說,當代中國文學并未絕對地疏離在當代中國社會的法治化進程之外。相反,當代中國文學創作中星星點點、不絕如縷的法治印跡,固然時時顯得偏于暗淡、浮淺,欠深切,也欠飽滿,但貫穿起來看,這也恰恰反映著幾輩中國人在法治立國的方向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探索和進取。

    趙樹理1946年在解放區發表的短篇小說《地板》,就正面呈現了土地改革時期中國農民贏得法律和經濟雙重主體的全新身份建構之際的人物風貌和生活場景。1950年新中國首部婚姻法的頒布,更直接引發了包括趙樹理的《登記》等在內的一批相關題材和主題的小說、戲劇、電影的創作熱潮。

    新時期之初,抓綱治國,撥亂反正,文革期間的大量冤假錯案獲得平反昭雪。應運而出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潮流中,涌現了小說《神圣的使命》(1978)、話劇《權與法》(1979)、影片《法庭內外》(1980)等甫一問世即廣受矚目的涉法題材作品。它們以傳統現實主義和社會紀實緊相交織的敘事風格,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命題和“權大還是法大”的疑問,從文藝舞臺推向了社會輿論的前沿熱區,與當時正在進行中的國家法制體系的恢復重建和完善發展,形成密切呼應。

    19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興起,改革開放步入縱深期,適應于商品經濟高度活躍、商業關系空前密集的社會形勢發展,國家加快充實立法體系,迅速拓寬法律規范覆蓋社會關系的領域。尤其是民事法的健全,通過“法人”概念的確立,將無刑責可究的民事活動的廣闊領地也通盤收納進了法律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傳統倫理價值和道德觀念開始遭受商業利益驅動的強力沖擊,突破傳統倫理秩序、沖擊社會習俗、逸出成文法條規約邊界的社會行為漸呈潮涌之勢。

    以小說和影視為主力的后期的改革文學和尋根文學,都適時地對這一既深且廣的劃時代意義的社會大轉型做了現場報道式的生動描摹。改革明星的浮沉,物欲權欲的膨脹,鄉風民俗的歧變,都市商戰的泛濫,這類創作題材和敘事套路在小說和影視劇領域一時流行成風。而使這類小說或影視劇所揭示的各種形式的義利糾結、公私沖突得到最終裁決的力量,則多被作者設定給了司法。不過,司法在這些作品中,通常只有到臨近故事結尾,才像天理昭昭、善惡有報的一個印證儀式似地驀然降臨,匆匆為人物的下落和故事的發展畫上句號。上海電影制片廠1986年出品的《T省的八四、八五年》,可能是同時期涉法題材影片中僅有的一個例外。它全程聚焦于司法訴訟,并且就此展現出冷峻、犀利的批判和省思態度,但當時并未能產生特別的社會反響。

    就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和藝術表現的力度、強度來講,1980年代中后期一度風行于小說、影視創作中的這種對司法程序過度簡單化和儀式化的文學處理,明顯與當時法制體系建設全面提速的社會發展實際極不協調。甚至相對于某些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作品對涉法題材的把握,這也得算是一步大幅度的倒退。以現在的眼光回望,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可能倒不在小說、影視創作本身,而在整個文學創作體裁格局的急劇變化。

    1980年代中期以降的十多年里,從報告文學中分流、獨立出來的紀實文學日益興盛,早先歸屬于小說、電影和戲劇的干預生活、直擊現實、深描社會這一整套功能,全盤轉移進了紀實文學。換句話說,這一時期,對包括法治在內的社會現實問題最敏感、最熱心,也最富有思考的作者,都在向紀實文學領域聚集。由此,紀實文學漸漸被錘煉成比小說或戲劇、電影更利于充分、直接、深入地表達寫作者的社會關切和現實體驗的文體樣式。

    跨越紀實和虛構,同時也突破了把法治題材的簡單化、平面化和儀式化的創作局限的作家作品,以張平和他的《法撼汾西》(分篇初刊于1987、1988年,1991年出版成書)、《天網》(1993)、《兇犯》(1994)、《抉擇》(1997)、《十面埋伏》(1999)為醒目代表。從《法撼汾西》和《天網》的文學紀實,到《兇犯》《抉擇》《十面埋伏》基于一定原型的小說虛構,訴訟、獄政等司法實踐環節,在文學世界里終于有了人事紛紜、細節飽滿、時空開闊的全景式的立體形態。這一轉變不是孤例,而是潮流。

    與張平這些產生即時轟動效應、也招致訟事糾纏的創作相隨并行的,還有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1991)及劉恒據此改編的電影《秋菊打官司》(1992)、范元導演的電影《被告山杠爺》(1994,小說原著李一清)等同樣把司法題材做展開來的細致鋪陳的作品,不斷出現并受到關注。直至新世紀初年,最早一波的80后作家開始亮相文壇,抓取司法素材來支撐情節總體框架或就其某一側面給予聚焦、放大,仍然是小說和影視創作一線的熱門手法。

    縱觀以上所述,不難看出,至少到新世紀初為止,小說、紀實、影視劇等敘事文學體裁的創作并沒有脫落在中國法制體系的建設與依法治國的理念及制度發展的歷史進程之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法治史之間,存在著一條間有斷裂但大體可以連貫起來的關聯脈絡。這條脈絡的一端是文學創作的遷延,另一端對應著法治社會化和現實化的步伐。兩端盡管未能齊頭并進、同步匹配,卻也在彼此錯位和交互滯后中,達成了更接近藝術與現實、意識與客觀本然關系的參差對應。

    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法治之間的這一歷史脈絡的確鑿存在,讓我們可以確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天地并沒有被刻意排斥法治題材和法治主題的習氣所充斥,也沒有因為某種有形或無形的禁忌而在法治題材和法治主題的表現上流于一片空白。因而,我們更有理由期待文學面對當前建設法治社會和法治國家的新形勢、新世相,繼續煥發出深切的藝術表現力和強勁的現實沖擊力。

    帶著這一期待,我們需要認真檢審那些對文學映照和把握當代法治現實的歷史脈絡有可能造成銷蝕、沖擊作用的內因或外力。因為唯有在清醒覺察它們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調動起積極利用它們而不是消極受其擺布的自主意識,展開進一步的法治題材創作和對這些創作做出及時合理的闡釋評價。

    對此,很容易理解的一個內因,來自新中國前三十多年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政策話語中的“法治”還隱含在“法制”背后,人民內部矛盾多通過黨政組織以行政方式解決,只有刑事案件和敵我矛盾才涉及公檢法。與此相應,在小說、話劇里和銀幕上,法律的化身常被等同為公安人員這一個類型的形象,法官的角色和法院的場景很少出現,律師更是罕見。而公安人員,在作品中也總是在執行偵查、追蹤敵特分子和嫌疑刑犯的任務。一旦這任務完成,故事也就戛然而止、圓滿落幕。

    時過境遷,如今原封不動地沿襲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反特或偵探類的小說和電影創作路數的作品,已不多見。但在人物塑造、情節設置和總體構思的關鍵點上自覺不自覺地依循歷史慣性的痕跡,即使在年輕一代作者的作品中,也還常有顯露。

    今天的寫作者在作品的局部或整體上重復三十年前通行的創作手法,這本身并無是非對錯可論。這里的問題不是創作手法本身存在什么新舊正誤之別,而是寫作者究竟應如何對待一種在把握現實的尺度上已經失效的創作手法。如果起用一種過去時興的藝術手法,僅僅是為了掩飾自己懶于或者怯于把握眼前現實的短處,那么不管做此選擇的是哪個世代的作家,都該同等地感到羞愧。

    相較于內因,與法治建設伴行的文學書寫的歷史脈絡所遭遇的外力沖擊和外部侵蝕,在當前文壇展現得更為突出。新世紀互聯網的全球超限戰,消解了東西方各國、各民族和各種價值傳統之間的多重疆界,讓高度集成而又高度密集的信息全天候地發散、流轉到個人日常生活時空的每一點滴,一個空前龐大的信息共感空間和虛擬生存圈悄然降臨。

    值此時節,從整體主義氣概的中國文學的立場出發,我們一邊可以放眼遠眺到值得歡呼的漢語網絡文學產業大潮跨國界傳播的壯觀景象,一邊也會就近細察到自以為超國籍或無國籍的網民身份意識和共享異國文化經驗的生存幻覺,正由外而內漸趨深廣地滲入我們漢語文學寫作的腹地。

    后一種情形體現在這篇小文所談論的文學與法治關系的話題范疇內,就是越來越多的作家作品在把握法治題材和表達涉及法治的主題時,都習慣將立足點置于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法治傳統及現實的差異一概視而不見或者一律忽略不計的觀念盲區或思維定勢之中。于是,它們在追隨、照搬、借鑒、援引歐美或日本以至我國香港地區的律政、推理、懸疑、罪案等類型化的小說、影視等文藝品種的創作模式時,也就完全沒有必要顧慮制度、社會和文化土壤各方面客觀差異的掛礙。即使明知有這些層層疊疊的軟區隔和硬溝塹,也盡可視若通透坦途,直來直去地施行人事情理和故事框架的置換挪移。

    在我對近年小說遠不及力斌兄全面精準的粗略觀感中,側面牽涉或正面強攻法治題材的新作相對的比例雖不見得年年有增長,但絕對的數量并不顯少。從前衛的新寫實和先鋒派升格為文壇德高望重一輩的55后和60后作家里,辭別了青春書寫、步入中年敘事的80后一代的作家里,新進的網絡文學寫手里,都有不少人在小說和由小說衍生的影視劇創作中,選定法治題材作為主營地。

    力斌之所以痛感時下法治小說產量偏少,以我的揣摩,他大概正是有和我前文所述類似的感觸:我們的許多已經寫過和正在努力寫法治題材的作家,實際上并沒有瞄準我們眼前正在嚴峻挑戰下艱難延展的中國法治的社會化進程。他們寫出來的作品,證明他們寫作時的心思所向和關切所在,更多地是怎樣去搬運或模擬海外已經成熟和固化在大眾文化的消費圈或文化工業的生產鏈上的那些律政、獄政、推理以至更低一檔的警匪題材的類型文藝產品。

    建設法治社會和法治國家,對于今天的中國,既是治國方略,更是民族文化歷史演進的大勢所趨。在后革命歲月長期穩定的政治秩序下,經歷過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階層急劇重組的時代新常態,已凸顯出聚合了經濟、政治、社會、精神尊嚴等虛實多重內涵的權利主體普遍崛起的特征。人際關系、社會關系正日甚一日地向這種聚合型的權利主體關系轉化。個體社會成員和不同規模的社會群體的維權意識,正在取代單一的政治、經濟或文化權益意識,成為個體和群體生存意識中的主導訴求。在此背景下,約束和規范公共生活秩序,保障和維護公平正義,唯一可行可靠之道,就在發展健全法治。

    但發展健全法治,根本的目的不是要使中國的法治在形式上靠攏或重疊于別國,而是在于確立起能夠在中國自身的社會條件下和文化情境中行之有效的價值判斷和價值維護系統。顯然,這不是繞開對本國本民族自身歷史傳統和文化土壤的發掘、利用和改造,簡單照地搬運幾塊他山石就能奏效的。恰在這一點上,照搬和模擬海外法治題材作品的文學寫作掉進了凌空蹈虛、不接地氣的誤區。它們無心參與中國法治建設的現實進程,也無力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現實做出真切的反映。

    在世界文壇上,緊密契合著本國特色的法治傳統和法治精神的經典之作,首推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1957年推出的故事片《十二怒漢》(Twelve Angry Men)。片中,亨利·方達飾演的工程師與其他十一位素不相識、性格迥異、各有不同職業的陪審員,歷經一個半小時的辯論,最終全盤翻轉,對一起殺人案的少年疑犯得出一致認定無罪的結果。拋開劇情構思和演員表演不論,這部影片超強的思想和藝術沖擊力的一個主要源頭,就在于它全部的角色都設定成了最能體現美國司法制度特色的陪審團成員。而貫穿全片的陪審團內部辯論,則又在集中展示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的斷案宗旨與十名最初認定疑犯有罪的陪審員人格深處的偏向之間的尖銳沖突。總起來看,這部表面上似乎只是讓十二位演員在室內封閉場景下各自飆演技的影片,實質上聚足全力、著意展現的,是美國特色的司法精神從普通美國公民的理性意識中如何提升成型的過程,簡單地說,也就是國家司法精神源于普通公民理性意識的過程。

    反觀我們文壇的現狀,能夠積極自覺地介入中國特色的司法實踐的作家作品還很少,能夠把藝術刻畫的筆觸對準司法實踐中的各色人等的靈魂深處的作家作品,就更是少之又少。在這個意義上,力斌專為這次筆談專輯提供給大家細讀的兩篇小說,都是可貴的。《麥仁磨快的刀子》立意于張揚優秀律師的敬業情操,飽含現實關懷,遺憾的是人物失之扁平、情節新意不足。《菜籽案》敘述沉穩洗練,故事細節周嚴,鄉土氣息十足,人物塑造傳神,對法治建設負面的社會現實和文化土壤,做了有歷史深度的開掘。

    凡是有心深接地氣、努力探索法治題材創作新走向、新出路的作家,都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也應該走得更快更遠。法治中國的進步,呼喚中國法治文學的進步,需要中國法治文學的進步。

    (李林榮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學院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基地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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