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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則臣:持之如心痛——《王城如海》創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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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長篇小說選刊》
    作者:徐則臣
    發布時間:2017-05-16

     

    這部小說是個意外產物。照我的寫作計劃,它至少該在三年后誕生。《耶路撒冷》寫完,我就開始專心準備一部跟京杭大運河有關的長篇小說。這小說既跟運河有關,運河的前生今世必當了然于胸,有一堆資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寫作習慣,從南到北運河沿線我也得切實地走上一兩趟,走過了寫起來心里才踏實;小說的一條線在1901年,這一年于中國意義之重大,稍通近現代歷史即可明白,這一年晚晴政府下令廢止漕運,也直接導致了運河在今天的興廢,如此這般,二十世紀前后幾年的中國歷史也需要仔細地梳理一遍;凡此種種,有浩繁的功課要做,我是預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沒想到大到如此,一個問題盤帶出另外一個問題,一本書牽扯到另外一本書,筆記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資料和想法淹沒之感。有一天我面對滿桌子的書發呆,突然一個感覺從心里浮上來:有件事得干了。這個感覺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說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趕到前頭了。這小說就是《王城如海》。

    那時候它還叫《大都市》。在此更前它叫《大都會》。我寫過一個中篇小說,叫《小城市》,寫的的確就是從大城市看小城市里的事。寫完了意猶未盡,想換個方向,讓目光從小地方看回去,審一審大城市。當然是以北京為樣本。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幾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歡和不喜歡,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處境,面對和思考這個世界時,北京是我的出發點和根據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這座城市為主人公寫一部小說,跟過去寫過的一系列關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說不同。區別在哪里?在“老書蟲文學節”上,與美國、英國和愛爾蘭的三位作家對談城市文學時,我開過一個玩笑:很多人說我“北京系列”小說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這次要寫高級知識分子,手里攥著博士學位的;過去小說里的人物多是從事非法職業的邊緣人,這回要讓他們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場;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國內流竄,從中國看中國,現在讓他們出口轉內銷,沾點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氣,從世界看中國;過去的北京只是中國的北京,這一次,北京將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標里的北京。放言無忌的時候,這小說才剛開了頭不久,但真要通俗、顯明地辨識出兩者的差異,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著。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從動筆之初它就沒法叫《大都會》。美國作家唐·德里羅有個長篇小說叫《大都會》,寫紐約的;有德里羅在前,且紐約之“大都會”稱謂世人皆知,我只能避開。那就《大都市》?與《小城市》相對。和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韓敬群先生聊及該小說,他以為“大都市”不好,聽著與“耶路撒冷”不在一個級別上,過兩天發來一條短信,蘇東坡的一句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地敷衍,只說備用。沒想透的事我不會貿然答應,尤其是小說題目。我是必須有了合適的題目才能把小說寫去的那類作家。接下來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寫在紙上,有空就盯著看。我讓這四個字自由地發酵和生長,讓它們的陰影緩慢地覆蓋我想象中的那個故事,直到某一刻,它們巨大的陰影從容、開闊、自然地覆蓋住了整個故事,好,題目和故事恰當地接上了頭,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說才真正出現了。就它了,也只能是它。王城堪隱,萬人如海,在這個城市,你的孤獨無人響應;但你以為你只是你時,所有人出現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以我的經驗,瓜熟蒂落的小說不能拖,拖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你再也不會碰它。熟過頭,你對它的好奇心和陌生感喪失殆盡,寫作真就變成一個程序化的機械勞作,背書一樣面對稿紙復述,寫作讓人著迷的尋找和探究的快樂蕩然無存,這樣的寫作于我是折磨,寧可不干。所以,既然意外懷孕,那就當其時令,該生就生。

    2016年1月1日上午,我坐到書桌前,怎么看都覺得是個良辰吉日,就攤開習慣用的八開大的稿紙,在第一頁的背面寫下“王城如海”四個字,第二頁的背面開始寫小說的第一句話:“剃須刀走到喉結處,第二塊坡璃的破碎聲響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進了皮肉。”余松坡的故事從此開始。

    自元旦日始,到5月18日三稿畢,十萬余字的小東西用了近五個月。我無從判斷寫作的速度快還是慢。有快的,長篇小說《夜火車》十來萬字,一個月寫完了;也有慢的,《耶路撒冷》四十萬字,折騰了六年。但不論快慢,沒有哪個小說比《王城如海》更艱難,很多次我都以為再也寫不完了。寫作《耶路撒冷》的六年里,橫無際涯的時光如大海,我一個字一個字艱難地往電腦上敲,也沒有為一部小說的無力完成如此焦慮過。不是故事進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復調整,要一遍遍推倒重來——這些都不是問題,我從不為寫作本身的問題如此焦慮和恐懼;只要耗得起,寫作中幾乎不存在過不去的檻兒,實在越不過了你就等,最終時間會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問題。

    多事之秋。各種疾病和壞消息貫穿了《王城如海》的整個寫作過程。在動筆之前祖父就進了兩次醫院,溶血性貧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個九十六歲的老人體內相互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標像股票一樣隔天就直線往下掉。本地醫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溶血太厲害,血型都測不出來,只好轉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醫院。多次嘗試,血算是補上了,其他問題出來了。上年紀了,各種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醫生讓我把祖父想象成一輛老爺車,各個部件都處在報廢的邊緣,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拋錨的一種可能。當然,油上不去,將會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報廢;而對一輛老爺車來說,哪個部件都報廢不起。補過血,回家,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再四個小時的車躺著去那家醫院。如此反復,祖父真折騰不起了,溶血性貧血在大劑量激素藥的遏制下,成了威脅生命的次要因素,身體的其他部件揭竿而起,醫生說,每一個臟器都可能隨時說不。正是在眾多的“不”聲中,我在遠離故鄉的北京開始了《王城如海》的寫作。千里之遙不能淡化任何一點擔憂和焦慮,相反它在加劇和放大,你使不上勁兒,聽風就是雨,你會為你使不上勁兒羞愧,自責你逃離了災難現場,自責你因為距離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關口,我都覺得自己是幫兇。我使不上勁兒,連口水都不能端給祖父喝。

    祖父是個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學校長,其后被責令當了多年的豬倌。平反時年紀也大了,離休終老,在鄉村里也算大知識分子;闖蕩過世界,毛病很多,見識也有,但在兒孫問題上還保留了老腦筋,最心疼我這個唯一的孫子。凡我的事,都有另外一套規矩辦。從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書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說。小時候最大的樂趣之一是去鎮上趕集,祖父騎著自行車,逢集就帶上我,進了集市不管餓不餓,先給我買二兩油煎包子。那是我吃過的最香的包子。出門念書了,從一周回來一次到一個月回來一次到一學期回來一次,再到工作結婚后經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習慣從未改變:我離家之前一兩個小時,他就會拎著馬扎坐在大門口,聽著我收拾行李的動靜,我出門,他也站起來,拎著馬扎一直沉默著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么勸都不回去,只說,“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從外面回來,祖父會提前幾個小時坐到巷口的路邊,就坐著,坐累了回家,抽根煙喝杯茶,過一會兒拎著馬扎再去巷子口。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車晚點,到家已經半夜,八十多歲的祖父實在熬不動,上床睡了。父親接我,用手電照著巷口至家門前的路,雪地里很多趟相同的腳印,把雪都踩亂了。父親說,祖父一晚上就沒干別的,一趟趟地走,跟他說也沒用。那時候手機電話都通,我啥時候能到家早就通報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堅持摸黑往巷口去,嘴里還是習慣性的那句話:

    “我就看看。”

    那夜我到家,在院子里中說第一句話,就聽見祖父在房間里說:“回來了?”

    祖父從不諱言他對孫子的看重。他像一部上不了路的老爺車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時,一度因為器官衰竭頭腦出現了混亂,身邊的人一個都不認識,聽誰的名字他都茫然。小姑在電話里告訴我,只在聽到我名字時,祖父突然清醒了,說:“那是我孫子。”

    待在北京寫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著多通類似的關于祖父病情的電話。最多的一天,我和家人來回通過二十多個電話。不通電話我焦慮,通過電話我更焦慮,真像蝴蝶效應,家人任何一點悲觀的判斷和情緒都能在我這里引起一場風暴。每一通電話之后,我都得坐在書桌前穩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書,讓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靜下來,直到下筆時心里能有著落。

    工作之余我都盡量寫一點,一天兩百字也力圖有所進展。完全停筆不動只在春節前后,我拖著行李箱直接去了醫院,二十四小時守著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堅持回家過年。有天早上醒來,他說我這是在哪里,為什么周圍都是白的,房子連個屋頂都沒有?醫生說,天大的事也等過了年再說,別讓老人有遺憾。這話說得我的心懸了整個年關,生怕祖父出什么意外。好在挺了過來,祖父又長了一歲。在老人身邊焦慮的確是少了,我可以把祖父攙扶到陽光底下,可以端茶倒水,可以為祖父處理大小便問題,我使得上力氣了。那段時間幾乎不想《王城如海》的事,帶回去的稿子停在哪句話上,離開老家時還在哪句話上,我甚至都沒把稿紙打開,背回去的一堆空白稿紙原封不動地背回來。回到北京,坐下來,繼續在書桌前的煎熬,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我時刻擔心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確定性的消息。祖父的狀況確實在每況愈下。醫生的結論只有兩個字:隨時。我便在寫作中隨時提防那個“隨時”,而這個“隨時”讓我的寫作斷斷續續、舉步維艱,讓我覺得每一次順利地接續下來都像是一場戰斗。實話實說,半程之后的《王城如海》,我沒能感受到絲毫的寫作快感,我仿佛在和死神爭奪一個祖父。

    5月18日,三稿結束。6月24日,祖父在家中去世,該日故鄉降下多年不遇的大雨。愿祖父在天之靈安息!

    壞消息在這五個月里扎了堆。祖父尚在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四姑胰腺上查出來有腫瘤,醫生初步診斷是惡性,因為慎重,特從省城醫院請來了主刀大夫。六個小時的大手術,一家人在手術室外掉眼淚。還好,切片結果,良性。我在電話里得到消息,覺得在生死之戰中,終于勝了一局。四姑待我極好。在鎮上念初中那會兒,學校沒法給低年級學生提供床位,住不了校,我在四姑家住了很久。四姑炒得一手好菜,念大學了,我去學校之前經常繞道四姑家,先吃一盤四姑做的剁椒雞蛋再去坐車。祖父的病情之外,電話內容里又多了一項,四姑的病情。

    四姑術后不久,父親腳腕處積水,嚴重影響了行動,服侍祖父都感到吃力,不得已也開了一刀,臥床數日。他們遠在老家,我唯一可以接近的方式就是電話。我從來沒有如此感激過電話的發明者,偉大的亞歷山大·貝爾;我也從來沒有如此痛恨過這個美國人,每當我坐在書桌前,心緒不寧、驚慌失措地面對《王城如海》的空白稿紙時,我就想,這個小說是永遠也寫不完了,我沒有那么多的心力應付接踵而至的壞消息。

    這些都不算完,看過小說的讀者會發現,小說中花了不少篇幅寫了北京的霧霾和一個叫余果的五歲男孩,他在故事發生期間正經歷曠日持久的咳嗽;他的小嗓子對霧霾過敏,PM2.5稍微往上飆那么一點,在他那里就立竿見影。沒錯,寫作這小說的過程里正值北京曠日持久的霧霾,也因為這霧霾,我四歲的兒子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咳嗽,他和余果一樣,對霧霾過敏。剛治好了,霧霾來了,咳嗽又起;費了很大的力氣再治,差不多了,霧霾又來,咳嗽再起。寫《王城如海》的四個多月里,兒子前后咳嗽了三個多月。聽見他空空空的咳嗽聲,我同樣有種使不上勁兒的無力感和絕望感。那段時間,兒子清一下嗓子,我都會心驚肉跳。白天糾結他上幼兒園穿什么衣服,穿多了怕他上火,肺熱咳,穿少了又擔心著涼,肺寒咳或感冒咳;我睡得遲,睡前零點左右,看一次他被子蓋得如何,凌晨四點鐘左右還會醒來一次,看他是否蹬了被子,身上有沒有微微的汗意。從早上起床到半夜突然醒來,一天要看掛在書櫥上的溫度計好多次。明知道氣溫變化不會大,還是認真地去數兩個度數之間的一個個小格子,我要精確到半度、四分之一度、八分之一度、十六分之一度。

    我從未如此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進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寫作《耶路撒冷》的時候,我三十出頭,以一個青年人的心態豪言壯語,要努力進入寬闊、復雜、博大的中年寫作,并為此很是認真地想象過,中年寫作究竟是個什么樣子。現在不必刻意地想象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寫,大約就不會太離譜。在小說里,我多次寫到霧霾,與其說要在其中加入一個環保和批判的主題,毋寧說,我在借霧霾表達我這一時段的心境:生活的確是塵霧彌漫、十面霾伏。

    當然,我肯定知道誰都不能永遠都過開心的好日子,生老病死,聚散離合,乃是人生題中應有之義,圣誕老人也不負責每年都往你的小襪子里塞禮物。說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說多了就是自戀,招人煩,憑什么你遇到點事就吧啦吧啦磨叨個沒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經結束,兒子的咳嗽早已痊愈,在小說里的那個霍大夫精心理療下,小東西現在身體倍兒棒,兩個小腮幫子上又有了嬰兒肥的跡象。四姑康復良好,逐漸適應了腹腔內摘掉部分器官之后的空。父親為腳腕處積水上了兩次手術臺,現在傷口完全愈合,回到了之前的健步如飛,只是在夜深人靜時,還會慢慢尋找腿部皮肉和骨頭之間曾有的親密無間的關系。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會回來了。

    《王城如海》是用筆寫的,在高度發達的高科技時代,我給它找了一種古典的誕生模式。從2003年起,我就告別了稿紙,大大小小的作品都在電腦上敲出來。從前年開始,突然對紙上寫作恢復了熱情,喜歡看見白紙上一個個漢字順次排列下去,甚至涂涂改改、東加西嵌的鬼畫符似的修改方式都看順眼了。一些小文章就開始斷斷續續用筆在稿紙背面寫,寫完了錄入電腦,錄入時順便就修改。《王城如海》是我的電腦時代最長的一篇手寫文章,第一稿就用了近兩百頁稿紙。紙是《人民文學》的老古董,八十年代雜志社通用的大開本,電腦來了,稿紙就淘汰了,剩下兩箱子一直庫存。前幾年雜志社裝修,地方變小了,用不上的東西都須清理,眼見兩箱稿紙要賣廢紙,我截了下來,竟派上大用。

    過去出門出差,有稿子要趕,就得哼哧哼哧背上電腦,重不說,機場安檢拿進拿出還得隨身攜帶,太麻煩,現在出門扯下幾張稿紙,對折,往包里一塞,走哪寫哪,輕省簡便,對日益膨出的腰間盤都是個貼心的福利。最主要的,不必在電腦開機關機的諸般儀式上浪費時間,還可以避開我的一個壞毛病:每次打開電腦都要把寫好的部分從頭到尾看一遍。工作忙了,日常也諸事煩擾,經常前面的萬把字還沒梳理上一遍,事就來了;下次坐到電腦前,又要重新來過,于是一次次溫故卻不能知新,家人都看不下去了:你這哪是寫作,分明在復習迎考。

    ——那就稿紙,攤開來就寫,一頁六百字,再加兩三頁富余的以備寫壞了撕掉,兩千字的短文帶五六張稿紙就足夠了。極大提高了我出門在外和忙得只能見縫插針地寫作的效率。

    《王城如海》就是在一次次焦慮、無助、悲傷和恐懼平息之后,下一次焦慮、無助、悲傷和恐懼來臨之前的間隙里,一頁一頁地寫出來的。也因為攜帶方便,這部小說跟我走了很多地方,出門我把它折好放在一個專用的文件袋里,確保它平順和整潔。但在印度,這小說差點流了產。一月份去新德里參加世界書展,從加爾各答飛德里,小說稿和與它有關的寫作筆記,一個詳細記錄我的構思和點滴想法與部分細節的硬皮本,放在行李箱中托運,我人到了德里,行李箱丟了。看著空蕩蕩的行李傳送帶咣當一聲停下,我的汗刷地就下來了。我極少重寫,哪怕一篇短文,丟了就丟了;實在要重寫,也得找到一條全新的路徑,原樣拷貝在我看來只是考驗記憶力的體力活兒。還有那個硬皮筆記本,這小說構思了好幾年,零散的想法都記在上面;你讓我把筆記本合上,問里面都記了些啥,對不起,五分之一的內容我都想不起來,只有看到了,一個關鍵詞我也能想起一大片的東西來。兩樣東西都丟不起,除非《王城如海》我不想要了。

    與機場工作人員交涉。找不到。那也得繼續找。別人的行李都在,我的就沒理由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還是找不到。務請繼續找。迷路了也得讓我知道迷到哪條路上了。那天晚上工作人員快給我煩死了,從十一點一直忙到凌晨一點,來了消息:找到了。至今我也沒搞清在哪里找到的、分揀行李時出了什么岔子,顧不上了,千恩萬謝了一番,想的就是趕緊打開箱子,把小說稿和筆記本裝進隨身攜帶的雙肩包里。走哪帶哪心里才踏實。

    我把《王城如海》的失而復得看作一個預言,在異國他鄉都沒丟掉,回到國內,在我手上更不能讓它丟了:決不半途而廢。疾病和壞消息席卷的幾個月里,我的確多次感覺沒力氣把它寫完了,甚至只剩下最后不足一萬字時,我都動過撂挑子的念頭;這些時候我就回想德里機場的那一夜,我執著地耗在行李傳送帶邊,跟工作人員理論,旁邊是一群寬慰和支持我的師友,他們陪著我直到柳暗花明的凌晨一點。在印度它沒丟,說明它不想丟,那就不該丟。既如此,凡事都得過去,凡事也都能過去——我深呼吸,喝濃茶,鋪紙握筆,繼續寫下去。

    這是我幾個長篇小說中最短的一個,篇幅符合我的預期,我沒想把它寫長。尤其在四十余萬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個短小的長篇緩沖一下,喘口氣;也想換一種寫法,看看自己對十來萬字的長篇小說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這個小說我想嘗試做減法;《耶路撒冷》是放,這小說要收;《耶路撒冷》是悠遠的長調,《王城如海》當是急管繁弦的斷章。兩者相近處:一是結構要盡量有所匠心,形式上要有層次感;二是小說中處理的絕對時間,都沒有超過一周。

    小說寫完了,除去一直都在進行的邊邊角角的細部修改,主體工程大約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寫作過程中,覺得就小說有滿肚子話要說,寫完了,放一放,那些話竟然給放沒了。也好,表明都過去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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